一台没盖上盖的渣土车，从城市中喧嚣而过，留下了长长的扬尘带，过往行人苦不堪言。
这一情景是很多城市的头疼问题。但由于渣土车经常昼伏夜出、非法改动车辆特征，人工拦截的概率较低，监控录像也难以识别套牌、涂抹车牌的问题车辆。渣土车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
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推向深入，“城市大脑”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城市的感触变得越发敏锐。城市开始变得“看得见”“听得着”“感觉得到”。“城市大脑”(City Cloud Brain)是互联网时代建设城市类脑系统的形象称谓，让一个有感知、会思考的城市形象跃然纸上。城市大脑主要是通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等前沿技术建设城市的视觉、听觉、感觉等感知系统，提升城市治理系统获取信息、识别信息的效率，助力对复杂问题的研判，综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各类视频设备可用于搭建城市类脑视觉系统，随着视频设备技术的快速迭代，摄像头自带算法，单位时间人脸识别能力不断提升，城市不但能够看见，还能够看的更清楚。超声波探测等声音采集系统用于建设城市的类听觉系统。热敏、气敏、力敏等各类传感器形成城市的类脑触感系统。城市的感知能力构建在物联网上共同形成城市的感知系统。5G等新技术支撑的通讯系统形成城市的高敏神经系统。大数据、云计算将感知系统收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构建类脑思维能力。
目前，我国北京、杭州等城市已经开启了城市大脑建设工作，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比如，北京海淀区城市大脑助力渣土车治理初见成效。城市大脑通过类脑视觉系统识别问题渣土车，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比对车辆关键特征、拟合行车轨迹，确定并锁定车辆，然后定点设卡，拦截问题车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定位问题车辆的成功率。
除了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城市大脑更大的价值在于带来了政府部门协作机制、避免重复建设、政企合作的革新。“四轮驱动”协同政、学、产、研，这是北京海淀区城市大脑背后的运作机制，这一体制机制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建设和完善城市大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一，统一平台解决跨政府多部门协作难题。城市建设在很多情况下涉及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三个环节，走完这三个环节不仅需要跨越不同的主管部门，通常也需要跨越很长的时间周期，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可能出现建设不完全符合规划、运营管理阶段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再回到规划阶段。城市大脑“以时空一张图”为理念，统一平台、打通规划、建设、运营环节，“一张蓝图”多部门联动、建设与规划相互校队，项目建设阶段发现偏离规划的问题可以及时修正，建设过程发现规划阶段不周，反过来矫正规划，共同提升。以城市大脑为统一品台，统一规划、建设、验收、运维、评价等流程各环节，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项目主管部门割裂的问题。
第二，工作专班消解部门重复建设的乱象。信息化时代，部门平台、项目重复建设问题较为突出，各部门在缺乏前期沟通的前提下，通常根据自身需求各自立项，造化项目间相互重叠、重复。有的部门甚至为一项工作建立一个系统，致使部门内外系统林立、杂乱无章。城市大脑建立工作专班，将和城市治理紧密相关的部门相关人员成立专班。以往信息化建设项目以政府部门为单位，统一向财政部门申请立项，难免造成共同需求类似项目的重复建设，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城市大脑可利用工作专班，统一征集部门需求，整体立项，在立项前实现部门协同，避免出现各部门小项目林立、重复建设、以及新的数据烟囱。
第三，城市大脑研究院协同多方研究力量，研判促进技术与需求对接。政府多部门系统数据汇合在城市大脑统一平台上，协同共振，绘制出一副会呼吸的城市的整体面貌，也不断碰撞出更多需求。信息化时代，科技企业为政府提供信息技术支撑已经成为常态。然而不免出现企业“绑架”政府的现象。企业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以产品为导向，往往希望销售已经研发的成品，而智慧城市的建设对于不同城市和地区往往是高度个性化的。以往部门分别采购企业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容易出现企业的服务不能满足需求，而在采购之初单一部门可能由于专业量不足，不能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导致使用服务过程中被企业的产品思路主导，偏离政府的实际需求。城市大脑研究院集中力量解决技术和需求的对接问题，判断技术和应用需求封装的贴合度，对市场提供的技术与政府实际需求的匹配度把关。
第四，城市大脑科技产业联盟，形成长效支撑团队。城市大脑打造企业生态链，将相关企业汇集建设企业库，共同协助支撑城市大脑的关键功能、拓展应用场景的落地和实现。鼓励相关行业领域有实力、有业绩、技术过硬的企业加入产业联盟，形成对城市大脑建设持续支持的企业团队，在政企合作的过程中，造就一批企业，成就一批企业。
目前，城市大脑的主要应用场景集中在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交通治理等领域。北京市海淀区城市大脑已经在渣土车治理、垃圾分类、智慧社区建设等应用场景取得了初步成效。作为新技术支撑城市治理的新鲜事物，城市大脑的建设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信息化时代可以预见的问题应该未雨绸缪，未来可深化发展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技术伦理与公私域之辨。技术赋能城市治理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但无孔不入的技术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公域、私域的界限是什么？视频监控设备安装的范围与边界在哪里？居民小区的公共领域应该被视为公域还是私域？对于独居老人等有特殊需求的居民群体，社区治理的末端会否可以深入到房间内部？技术是不是绝对不能涉足私域，还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涉足？这些条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在社会范围尚未达成共识、存在广泛争议的话题。然而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进程中必须面对，且需要深入、系统展开调研、讨论的研究课题。
第二，数据主体与个人隐私保护。城市大脑是依托新技术的平台型治理工具。平台型治理工具的共性是对汇集多部门数据的高度要求，高质量的大数据城市大脑是感知与研判的基础。这不仅包括政府内部跨部门数据的汇集，也包括政府与社会各行业数据的联动。比如，交通部门利用地图索引大数据拟合比对行车轨迹，提高行政执法效率。目前阶段，城市大脑主要是各职能部门作为数据主体自管本部门数据，同时引入社会行业数据拓宽可供分析的数据总量。如果未来政企联动开发应用场景，难免会涉及各部门数据打通的问题，即便原始数据仍采用自管模式，应用场景结果数据沉淀场所、主体权限、使用方式都会成为政企之间数据关系，数据在使用过程中保护个人隐私的议题。前段时间，渐变色健康码引起的争议就是一例。
第三，人工与智能之间的权变。人工智能时代初期，智能化技术在某些方面解放了人力，但同时有可能在新的方面增加对人力的需求。比如，电子眼的升级能够帮助城市识别更多交通违规行为，但由此可能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进行后台的最终判断。从社会整体进步的角度上，人工智能无疑是构建智慧城市的利器。但具体到实际场景，技术手段的应用到底提升了整体效能，还是有增有损，如何测算、如何选择，这将是未来我们在公共治理领域面对技术选择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毕竟，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的尴尬局面。
第四，全方位感知与支撑政府科学决策。目前的城市大脑处于发展初期，距离给实际辅助决策尚有距离。城市大脑现阶段的建设，主要在逐步完善城市的感知系统。城市有感知，不代表城市有智慧。可感知是建设智慧城市的第一步，会思考是第二步，基于思考做出决策才标志着城市大脑的初步建成。
我们可以想见的，城市大脑最终要可以实现基于感知做出判断和决策。比如，城市大脑通过感知系统识别到某个区域出现PM10高污染点，系统报警激活污染点的城市类脑思维系统，通过云计算拟合行车轨迹发现非法施工扬尘。目前的城市大脑，会将识别结果推送至主管部门进行人工研判。未来的城市大脑，应该可以实现自动生成可选择的解决方案，显示联动部门、推送任务单等功能。当然，最终的决策仍需要由主管部门决定，但至少城市大脑可以基于历史数据，生成可供参考和选择的若干方案。识别非法施工只是单一案例，这对于复杂系统多部门联动的治理问题，通过城市大脑支撑科学决策更具意义。